原创： 郑雯 李良荣 来源：重建巴别塔 

【摘 要】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取代“三低人群”成为网络社会主力军。近两年一系列舆情热点事件中，网民的用户结构、基本诉求、主要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互联网结构环境的整体转型和网络舆论形势的深层重构。“安全感”成为基础型、底线型的网络社会心态；以“个人权利”、“社会保障”、“生活品质”为目标的民生议题成为网络表达的高发领域；“三高”“三低”特征是中等收入群体网络表达的主流。伴随着该群体的急速扩大和急速分化，其内部矛盾也成为影响网络舆论场平衡的重要动因。

按照世界银行的通常标准，20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是44%，涉及5亿多人；按照中国自己设立的标准，即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45万元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2016年中等收入家庭占24.3%，涉及3亿多人[①]。无论从哪组数据出发，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已经发生质的飞越。

尽管社会学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等概念有着不同的定义，世界各国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各有各的划分标准，但在中西方社会的诸多语境中，这些概念都表达了近似的含义，即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中等程度收入的社会群体。依据文献，中国学者对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共识是：

1．由于划分标准不同，中国学者对当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认定从10%左右到30%左右不等。2015年瑞信（CreditSuisse）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达到了1.09亿，首次超过了美国（9200万）[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1.15万和4.3万美元之间）人数从1990年代的几乎为零增长到今日2.25亿[③]。总体来看，20%左右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大致数量比例。

2．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是70后、80后和部分90后。这一年龄段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业务骨干，相当高比例是台柱子。今后10年，他们将成为国家栋梁，是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群体。麦肯锡在2013年发布的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报告分析，最应受到关注的是被称为“第二世代”（Generation 2）的一群中产阶级，主要指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80、90后。到2020年，预计中国总消费额的35%将来自“第二世代”群体。[④]

3．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快的一个群体，将成为正在崛起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城镇化加速、大学教育普及以及经济发展，仅2016年大学毕业生就达770万，基本上都将加入这一社会群体。伴随中央“十三五”规划“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诸多举措，预计未来10年，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例将达到40%以上，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社会群体。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在现实社会中崭露头角，亦已经走上网络社会的前台，深刻改变了互联网上长久以来充斥的“低年龄、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三低人群”现状。事实证明，近两年一系列舆情热点事件中，网民的用户结构、基本诉求、主要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将是互联网结构环境的整体转型和网络舆论形势的深层重构。

一、结构反转：中等收入群体取代“三低人群”成为网络社会主力军

从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发展趋势看，高收入、高学历群体在互联网使用率上远远超过低收入、低学历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球各大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均表现活跃。

PEW INTERNET 2016年发布的美国互联网普及率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率约为88%。收入越高的群体，网民比例越高，年收入比例低于30,000美元的人口互联网使用率仅79%，而年收入30,000美元以上的群体互联网使用率均达到90%以上；学历越高的群体，网民比例越高，高等学历的人口互联网使用率达到94%以上，而中等学历则为81%，低等学历68%。分析社交媒体的用户群体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⑤]：在美国，21%的总人口使用推特，而高等学历群体中29%使用推特，年收入75,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中30%使用推特，都显著高于均值。可见，收入、学历较高的中等收入群体在网络使用率上要明显高于底层群体。如今，这一趋势也逐渐蔓延到中国。

以中国目前最主流的社交网络平台为例：一方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微信经济社会影响力研究报告》和《2016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显示，在职业群体分布方面，企业职员的比例最高，2015年占比31.9%，2016年增长至40.4%。其他占比较高的中等收入职业群体包括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2015年占比28.3%，2016年占比25.3%）、事业单位员工（2015年占比10.6%，2016年占比10.8%），这三类群体2016年总共占到微信用户总体的76.5%。与此同时，学生（无收入群体）群体用户减少，农民、待业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低收入群体）群体的占比降低，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等收入群体已成为微信用户的主流。

另一方面，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3年新浪媒体微博报告》、《2015年度微博用户发展报告》和《2016年度微博用户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拥有大学以上高等学历的用户已成为微博的主力用户，在2013年占70.8%，2015年占76%，在2016年增加到了77.8%。可见，微博的高等学历用户逐年增长，而中等学历、初等学历用户均呈逐年下降趋势。2016年的报告还显示，青年白领群体成为微博用户的主力群体。

与此同时，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知乎、果壳等专业性更强的知识社区中更加集中活跃，可以说，无论是在一般的大众社交媒体还是精英主导的专业化网络平台，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较为稳定的工作和中等程度收入的网民正在逐步提升影响力，取代“低学历、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三低人群”成为网络主力。中等收入群体紧跟国际趋势，在网络舆论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心态变迁：中等收入群体的网络表达特征

西方的中产阶层经历了长达300年的持续发展，有许多中产家庭代代相传；与西方不同，中国当今的中产阶层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以前的中国中产阶层在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逐渐归于消失，当下的中产阶层都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来的。所以，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天然拥护者，他们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与党的发展理念相契合，对党和国家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基于不断向上的内生愿望，安全、稳定、秩序是中等收入群体当前最大的诉求。

1.以“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经济安全”为代表的“安全感”成为基础型、底线型的网络社会心态。

2016年以来，网络舆论热点发生转移，“安全”替代“反腐”成为新主题。“安全感”成为影响其他社会心态的基础心态和底线诉求。一方面，魏则西、雷洋之死、和颐酒店女子遇袭等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论反映了当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缺乏安全感的焦虑情绪，联动触发了中等收入群体和社会精英阶层对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和公民权利的担忧，也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第一次公开地、共同地提出“人身安全”诉求。另一方面，近年来经济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生活成本上升，股市房市波动，以及未来可能的社会经济风险凸显，增大了中等收入群体对财产和经济安全的隐忧。与“财产安全”（易租宝卷钱跑路事件）、“经济安全”（A股熔断事件、人民币贬值）相关的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一些中等收入人群赴海外购房、生子、移民，也反映出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以“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经济安全”为代表的安全感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最基础的网络社会心态，成为网民诉求的“底线”。

2.以“个人权利”、“社会保障”、“生活品质”为目标的民生议题取代“暴力拆迁”、表演式抗争等传统议题，成为网络表达的高发领域。

新世纪以来，连续十几年网络舆论场中暴力拆迁、表演式抗争、农民工讨薪等议题一点就燃，热度持续上升，但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发生概率相对较低，且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运用更加理性的态度关注这类问题，导致其近两年传统热点议题的热度大大下降。而与中等收入群体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持续火爆，反映了该群体对个人权利、社会保障、生活品质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国家其他社会议题和社会群体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72.8%的中产阶级认为“食品安全”没有保障，54.6%认为缺乏“个人信息、隐私安全”，48.3%认为缺乏“生态环境安全”，39.8%认为缺乏“交通安全”，28.5%认为缺乏“医疗安全”。[⑥]中等收入群体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作为网络舆情高发议题，表明该群体对于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仍然存在不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62.9%的中产阶级认为“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作用。” [⑦]这不仅因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确实较低，也因为过去几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和急速社会变迁导致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同时提升了较强的物质追求欲望。

3.“三高”（高发展效能、高个人奋斗、高生活追求）、“三低”（低政治效能、低政治关注、低政治表达）是中等收入群体网络表达的主流，其诉求以发展型、建设型为主。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态特征是与其个人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根据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2014-2016年的数据显示，网络上的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高发展效能、高个人奋斗和高生活追求的“三高”指标，同时具有相对较低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关注度和政治表达行动，即一群具有相当强烈的发展效能感的正在上升的群体，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正怀揣梦想为高品质的生活打拼，无暇关注政治，同时觉得中国政局稳定，高度信任党的领导，无需他们去关注。其网络表达的主要内容包括正能量的传播、个人工作学习成绩的展示、高品质生活的分享等等，而诉求则主要集中在发展型的利益诉求，总体上是建设性的，与底层群体或其他极端群体抗争性的政治诉求有本质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中等收入群体以个人发展为主要目标和心态导向，如果经济发展环境长期未能尽如人意，网络上的社会负面情绪也可能快速上升。去产能、去库存，一批企业关、停、并，股市、房市、汇市变动，工作难找，工资偏低，梦想破灭，奋斗无望，网络上的“三高”、“三低”心态也可能转变成“三低”、“三高”心态。换句话说，当发展效能感普遍降低时，可能激发更高的网络政治参与，增大网络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4.理性表达渐成主流，但问责范围扩大化，表现出反权威特征。具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和个体成为网络舆论批评的最主要指向对象。

在“三低”人群主导互联网的时代，网络舆论的主要指向对象是政府官员、“有钱人”和“富二代”，非理性的仇官仇富情绪充斥网络空间。如今，在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下，网络理性表达建成主流。近两年发生的诸多网络舆情事件中，一些专家、学者、社会机构、智库等纷纷在网络上发声，进行专业化解读，开始构建网络感性和理性的平衡生态。网民也不再容易受到少数意见领袖（大V）的鼓动和影响，逐渐拥有相对独立的判断力。

与此同时，网民的问责对象扩大化，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特征。一方面，公检法、职能部委、各级政府等涉及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体仍然是网络舆论的高度关涉主体，与社会民生相联系的国家与地方政策、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持续成为关注焦点和舆情“痛点”；另一方面，舆论的“靶子”不再仅仅针对政府，而是反对一切权威，包括西方霸权、大公司、传统的意见领袖、明星偶像等。2016年，以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和以“赵薇事件”为代表的商业资本运作成为网民集中“声讨”的对象，其本质上是拥有信息入口垄断权的企业和拥有舆论操纵力量的商业资本正在激起网民关注，具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和个体（包括政府、官员、企业、个人）均可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网络批评的新“靶子”。

5.网络戏谑政治、“高级黑”消解官方话语的现象逐步显现。

2016年，以“新婚之夜抄党章”为代表的互联网戏谑政治成为热门现象。网民通过创造、传播、改编一系列无厘头式的、搞笑的短片、图像或者文字，以“段子”的方式消解官方话语的权威性，具有较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中等收入群体是这类网络表达的主要创作者和传播者。

长久以来，围绕“三低”人群的治理，官方主要关注愤怒、暴力等网络负面情绪和负面行为；而围绕“智商”、“见识”可能都较高的中等收入群体，面对“浮云”、“围观”等戏谑政治的现象，长期重视不够。殊不知，直截了当表达和发泄出的网络情绪和网络行为，实际上带有“期待问题解决”的正能量态度；而“高级黑”态度的产生，往往是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后，网民大量的负能量情绪沉积之处，具有愤怒、失望、鄙视、漠然等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和更深远的影响范围，需要花更大的力气重视、引导、治理。

动因分析：中等收入群体强势影响网络舆论

中等收入群体的急速扩大伴随着急速分化，使得该群体的构成复杂、认同感模糊、矛盾突出。其中，“底层中产”和“预备中产”成为“网络声音”的主要来源，具有很强的与“三低人群”、“民粹主义”结合的可能性。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底层中产”和“预备中产”还表现出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是影响网络舆论场平衡的不稳定因素。

不同于传统以体力劳动划分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等收入群体从产生开始，对其身份的认同就具有强烈的模糊感。不仅包括公务员群体、文教科卫群体、金融业群体、制造业群体以及各种中介服务机构的从业群体；也包括智力劳动型的中上层中等收入群体、体力劳动型或低层次办事人员、技术人员的中下层中等收入群体等等。当传统社会科学还在以依托专业知识获得高报酬作为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定标准时，我们早已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远远不止于职业经理人、医生、律师和工程师。遍布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务员、大中小学教师、“金融民工”、IT行业高级技术工人、房产中介、高级保姆、甚至从农民阶级中发展出来的年收入超过20万的农民工、农村土地连片承包商、特色种植户等，都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等收入群体主力。

根据李春玲的测算，中国的中产阶层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办事人员群体，接近四成，他们是低层次的白领从业者；其次是专业人员和小业主，分别占27.1%和18.4%；两个高层次白领群体——企业主和管理人员，在中产阶层中的比例最低，分别为4.4%和10.4%[⑧]。低层次白领受过中高等教育，但工作的福利待遇较低、稳定性也比较差，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向上流动的欲望，一方面又碍于自身资源局限，很难实现阶层流动。与这些“底层中产”类似的，是一大批“预备中产”，包括大学毕业生、资深的城市农民工等。中国进入新常态阶段后，“预备中产”能否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或者已经是中产阶层的“底层中产”能否保住目前的地位，都变得很不确定，直接导致了“底层中产”、“预备中产”与“三低人群”和“民粹主义”结合的可能性加大，可能掀起较大的网络舆情、影响网路舆论场平衡。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内部还存在突出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十年前转正的中产阶层如今可能成为反对异地高考的主力军，阻碍预备中产实现其中产化的目标。大多数上层中产与中低层中产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或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亦很容易在网络空间中针锋相对。作为互联网上的主力人群，持续不断的群体分化从本质上影响着网络社会的平衡和稳定。

2.伴随知识经济扩展，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从少数职业者到普遍的知识岗位从业者[⑨]，其与网络“中V”、自媒体人的天然重合使得相关热点事件的共振强度更大，辐射范围更广，抗争诉求更加坚定、持久。

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广泛的知识分工，使得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成为几乎所有经济产业和部门的主要从业者。中等收入群体与知识分子的重合度愈发提高，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内容生产者与中等收入群体天然重合，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网络“中V”、自媒体人。这使得相关热点事件的共振强度更大、辐射范围更广、抗争诉求更加坚定、持久。2016年“罗一笑事件”中，罗一笑的父亲罗尔本身就是一名文字工作者、前新闻从业者；中关村二小凌霸事件中发文的家长则是一名编剧、文案工作者。

3.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极高的媒介素养、持久的网络事件运作能力和更强的国际视野、网络技能，不仅能在国内网络舆论场主动设置议程，深谙传播之道；亦能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影响跨境网络互动。

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媒介素养大大高于“三低人群”，不仅善于运用文字吸引关注，也熟练玩转长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具有持久的网络热点事件运作能力，十分善于调动资源引爆舆论场。以2016年“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为例：当事人弯弯将遇袭的经过和事态发展，以长微博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展现出来，并进行了非常明显的议程设置：其设置的两个话题#和颐酒店女生遇袭#、#卖淫窝点案底酒店#，极具眼球效应。在长微博中她以文字叙述和难得的视频监控录像截图搭配，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并以红色加粗字体、黑字黄底、红字黑底等充满编辑色彩和编辑语言的形式突出了她希望表达的重点，文字措辞也具有较强的煽情性。随后专门挑选了三家传统媒体接受采访，也体现了她极高的媒介素养。央视新闻与南方周末，一个是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中央媒体，一个是享誉海内外的以批评观点见长的综合类周报，另一个《都市快报》则是杭州知名度最高的都市报。通过对比发现，三家媒体的报道几乎都没有超出弯弯本人对热点话题设置的范畴[⑩]。可以说是以一人之力“运筹帷幄”全媒体。

另一方面，近两年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表现出极强的跨境互动特点，这也与中等收入群体更强的国际视野和网络技能息息相关。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大陆网民以“开展文化交流”为名“翻墙”刷屏台独媒体和艺人，引发台湾网络舆论大潮；而香港旺角暴乱事件发生当晚，舆情便通过微博、推特等网站在大陆爆发，当周微博讨论达23.2万条。在中国，“无翻墙，不网络”甚至成为一种潮流，成为该群体的一种身份特征，使得国内的网络舆情愈发全球化、复杂化。

4.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是商业资本和各大新媒体平台的核心用户，围绕中等收入群体诉求的网络话题已成为商业资本和各大新媒体平台炒作的新热点。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成为世界领先的消费群体，成为商业资本和各大新媒体平台的核心用户。根据OECD发展中心2010年的数据，中国的新中产们平均每周花费约9.8小时购物，大大超过刻板印象中消费主义泛滥的美国，后者只有3.6小时[11]；2016年，淘宝“双十一”一天的成交量达1207亿人民币，亦远超美国“黑五”购物日的数十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以极强的消费能力成为商业资本和各大新媒体平台追捧的“宠儿”，中等收入群体话题已成为商业资本和新媒体平台力推炒作的新热点。

在众多网络热点事件中，商业化团队和新媒体平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容小觑。商业化团队调用网络媒体和大V资源，操纵舆情、把控互联网传播权，其议题设置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省市级媒体的舆论掌控能力。新浪、腾讯、知乎等平台早已不仅仅是信息中介、信息呈现的平台，它们以无比的热情积极参与到热点事件的传播和议程设置中。其背后的动因，正是作为这些新媒体平台核心用户和核心收入来源的中等收入群体。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中，新浪微博给刚刚注册不到一两天的事件当事人加V 认证，将“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作为热门话题在首页推荐，还通过“主持人推荐”置顶相关报道、推荐热门讨论、挑选精华贴、图片墙等方式引导、设置议程，使得该话题可信度迅速提高，阅读量达到27 亿多。魏则西事件中，知乎亦通过设置相关父子话题、标签、推荐精华回答、活跃回答者等方式彰显其在事件中的作用[12]。可以说，商业资本和各大新媒体平台对中等收入群体话题的力推、炒作，也是这些话题引发网络舆论风暴的间接动因。

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走上中国网络社会的历史舞台。

（作者郑雯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李良荣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演进研究”（项目编号：16CXW036）的研究成果。

[①]卢梦君：《社科院副院长：中国5至7年后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比较确定》，澎湃新闻，2017年3月18日

[②]Global Wealth Report 2015. Credit Suisse,2015

[③]《英媒：2.25亿让中国领导人担心的理由》，《联合早报》，2016年7月9日

[④]《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中产阶级——他们的面貌及其制约因素》，麦肯锡，2013

[⑤]Shannon Greenwood, Andrew Perrin & MaeveDuggan. “Social Media Update 2016”.Pew Research Centre,2016

[⑥]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文化纵横》，2016年第4期

[⑦]李春玲：《中国中产阶层成长中的烦恼与压力》，《人民论坛》，2016年第27期

[⑧]朱迪：《金砖国家中产阶层的发展概况和困境》，《文化纵横》，2016年第4期

[⑨]吴强：《中产阶级是怎么炼成的？——从哈特和奈格里的<分众>谈起》，《文化纵横》，2016年第4期

[⑩]窦锋昌、李华：《热点事件传播的新路径、新特点与新应对——以2016年5起热点事件的传播为例》，《新闻战线》，2017年9月（上）

[11]吴强：《中产阶级是怎么炼成的？——从哈特和奈格里的<分众>谈起》，《文化纵横》，2016年第4期

[12]窦锋昌、李华：《热点事件传播的新路径、新特点与新应对——以2016年5起热点事件的传播为例》，《新闻战线》，2017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