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互联网史的全球坐标
2020-07-21 07: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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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1969年互联网正式诞生以来,已经过去了50年,对互联网史的研究终于初具规模。本书问世之时,恰逢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杂志《互联网史》(Internet Histories)诞生之际。其他标志性的进展还包括若干本重要的论文集、杂志特刊、学术论文和专著。本着媒介精神的原则,在数字人文科学、数字社会科学和相关的信息技术辅助研究(e-research)诞生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日益增加的数字资源,互联网史网站、资源、文档和数据库也同样标志着互联网史研究领域的进步。

然而,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如下论断:目前英语世界现有的互联网史,还主要是对北美和欧洲国家情况的纪录,也仅仅纪录了这些国家情况的某些方面。例如,对美国互联网早期历史的学术研究已经颇为成熟。在《发明互联网》(Inventing the Internet)一书中,Janet Abbate追述了互联网的起源,特别描述了通过阿帕网(ARPANET)的发展,技术及其含义是如何同时产生了变化。Patrice Flichy研究了美国90年代的网络文化热潮,当时最明显的标志是《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的广为传阅(Flichy 2007)。在《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概览和数字乌托邦的兴起》(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一书中,Fred Turner探索了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数字文化的出现,军事-工业研究文化与反主流文化之间所产生的联系,而这一联系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发展起来了(Turner 2006: 9)。William Aspray和Paul E. Ceruzzi编撰的《互联网和美国商业》(The Internet and American Business 2008)一书中收录的各篇文章展示了互联网的设计和使用在美国商业中的重要轨迹的各个视角。

广受欢迎的《连线》杂志,至今仍然是互联网研究高地

在欧洲国家,互联网史研究刚刚兴起。牛津互联网研究中心于2001年在英国成立。自成立以来,该研究中心一直是欧洲和全球互联网文化研究的要地。在其他地区,一位开创性的欧洲学者是Niels Brügger,他发起了丹麦互联网史的重要案例研究,同时也开创了网页历史研究这一领域 (Brügger 2010 and 2013; Burns and Brügger 2012; Brügger 2016a and 2016b; Brügger and Schroeder 2016; Brügger 2017; Brügger, Ankerson, and Milligan 2017)。其他领军人物还包括:法国研究者如 Valérie Schafer(Schafer and Tuy 2013)、Benjamin Thierry (Schafer and Thierry 2012)和 Camille Paloque-Berges (Masutti and Paloque-Berges 2013);伦敦大学研究者如Jane Winters,主持了《大英国区艺术和人文学科数据》(Big UK Domain Data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BUDDAH; http://buddah.projects.history.ac.uk/)项目来纪录英国网页历史;阿姆斯特丹大学“数字方法倡议”(Digital Methods Initiative)项目的研究者,包括Anat Ben-David、Anne Helmond和Ester Weltevrede。当然,还有Richard Rogers的开拓性著作《数字方法》(Digital Methods, Rogers 2013)。然而,在欧盟地区, 虽然对互联网史有不少本地案例研究,但目前还没有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缺乏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在许多国家,技术专家社区与互联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那些互联网协会或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等治理机构中的行动者,是第一批参与者历史的撰稿者,也得到鼓励和资助来撰写制度史。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其他国家的互联网史专著为数甚少(中国和韩国例外,参见 Zhou 2006, Lee 2012),多个国家之间的网络史比较研究就更少了。国际上对互联网多样化发展路径历史最早的研究,来自于对某些特定国家的互联网情况的研究(例如由Peter Lang出版社出版、Steve Jones主编的《数字结构》(Digital Formations)期刊系列)。为了讲述互联网在特定环境下的情况,研究人员必须设法了解当地互联网的具体特征——即使只是将其与全球互联网的“已接受”历史联系起来。在各专业学科领域,还展开了对互联网史的另一批研究。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各学科需要加深对互联网的了解,因其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媒体、传播、文化和技术动态的核心(参见Bruijn and van Dijk 2012; van Dijck 2013)。因此,越来越多的对各地区国家的研究,包括发展中国家,让我们注意到互联网在Web2.0、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数据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发展方式(参见Donner 2015)。

然而,虽然有一些用当地语言发表的研究,对互联网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国家的早期情况进行了介绍,这些研究却并未译为英语,英语学术界在谈及这些国家的互联网史时,也很少提及这些研究。日本是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例子。自公文俊平(Shumpei Kumon)于1988 年发表了突破性著作《网络社会》(Nettowāku Shakai)以来,在早期BBS和互联网文化方面一直有着丰富的日语文献。 然而,在整个90年代,对日本互联网传播采纳情况的英语评述,还主要依赖于美国人叙述。这些美国人或是曾在日旅居,或是曾访问过日本,对网络传播应该是什么情况,脑海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预设(参见本书中麦克利兰〈McLelland〉的章节)。虽然从21世纪初开始,在日本计算机技术(Gottlieb 2000)、网络文化(Gottlieb and McLelland 2003)和移动媒体方面(Ito, Okabe, and Matsuda 2005)有了开创性的英语学术成果。然而,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真空地带——在学术研究方面如此,在对这一新生领域已有研究的充分了解和继续推进方面也是如此。总的来说, 由于在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理解传播、媒体、数字技术和文化的重要性,缺乏地方历史的参考成为一个重大的障碍。随着互联网史逐渐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本地语言的互联网史一手研究不断增加,现有的非欧美背景下互联网文化的早期研究将做出大幅度的修改。

一、媒体史研究框架下的互联网史

让人沮丧的是,互联网史的研究发展缓慢,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可也很缓慢——至少在参与这一领域的人看来,情况是这样的。当然,必须承认目前互联网还处于不断建设的过程中。如同其他传媒形式和技术一样,研究历史的依据、保证和必要性仅仅需要时间。

毕竟,报纸和新闻界的历史可能现在已经相对成熟,但是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有发展空间。尽管人们不断预测新闻界的消亡,它亦然极具复杂性和吸引力,而且对更广泛的历史研究也有重大意义。最近一个充分发挥其研究潜力的例子是电视的历史。电视作为媒体已经发展了好几十年,用于支撑电视史研究的基础已经逐渐成型,目前有私人收藏库和档案库,也有大众档案库和商业档案库作为补充,研究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已经多样化,也有不少研究项目正在进行。

还有许多其他与互联网史研究相近的例子,最值得一提的是计算史研究。从事计算机技术、信息科学、信息技术学科、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的学者,以及历史学家,不少都对计算史有着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的结果是强大的资源和支持,包括专门的学术和职业团体,奖励、奖项和助学金,颇具规模的资料库和档案库,以及不断发展的分散式专业知识和越来越多感兴趣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开发该领域并保持发展势头。还包括重要学术期刊,如《IEEE计算史年鉴》(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和《信息和文化:历史期刊》(Information & Culture: A Journal of History)。并非所有的互联网研究都在大学进行。就像电话全盛时期的贝尔实验室,或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历史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PRA, 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Goggin, Ling, and Hjorth 2016),在当代互联网研究中,重大的、高价值的研究正在通过领先的行业研究实验室(尤其是微软实验室和英特尔公司)的研究人员产生和流通。然而,这些得到行业或商业赞助的研究并不关注互联网的许多方面。例如,某些应用所吸引的使用人群可能与其设计方或赞助商的本意有别(参见麦克利兰〈McLelland〉的章节中对日本早期计算机网络的讨论、赵栋元〈Jo〉的章节对韩国早期互联网文化的讨论,以及谢弗和蒂埃里〈Schafer and Thierry〉的章节中对法国米尼特尔〈Minitel〉系统的讨论)。

电话和电信的历史是另一个颇具说明作用的例子。在这些领域,研究更为分散,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系统的整合和培育,并且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解除电信管制以来,这一领域来自行业的资金和动力已经耗尽。尽管如此,该领域依然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涉及各个不同的学科,包括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和传播学等(Fischer 1992; Hills 2007; Moyal 1984; Rens 2001)。然而,目前来看,尽管学界对移动通信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特别是缺少全球背景下的研究(Agar 2003)。考虑到全球上亿人只能或主要通过移动手机(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 使用互联网,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尤其重要,这也是2015年互联网协会《移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Mobil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报告所强调的(Internet Society 2015)。

更另人惊讶的是,传媒史作为一个发展完善的领域,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把互联网史作为该领域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技术本身不断变化和发展,随时会出现新的重要应用,需要进行分析和解读。随着新的应用和内容的不断迅速出现,现有的程序和内容正在进行更新或删除。正如Brugger所著的章节中指出的那样,对网页资源进行存档的过程并非易事,因为网页中有着极为密集的互文“内容”,所以几乎无法把某一特定时刻组成网页的超链接全部保存下来。举例来说,某位媒体历史学家想要说明雅虎地球村网络托管服务(GeoCities web hosting service)如何让第一代公共网络用户熟悉个人主页的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据报道,该服务于2009年关闭前共产生了3800万个网页(Shechmeister 2009)。虽然他努力对这些网页进行了存档,查阅全部网页的过程依然困难重重。

另一个困扰互联网史的问题与媒介(medium)的定义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整个媒体史的普遍问题。互联网在其相对短暂的历史中已为广泛的用途和应用程序提供了支持。“互联网”这个词常被用来指代各种不同事物,我们不会是第一个指出这个问题的人。对这一概念的最佳定义仍然是技术上的规定:互联网以作为其技术体系核心的协议为中心,即包括与TCP/IP协议有关的各个层级(layer)、元素(element)和应用程序。在20世纪60-80年代中期,人们关注的重点是互联网的发明,以及互联网在有限几所机构、部门、国家 和社会团体中的应用。当时,至少从技术历史这一传统角度来看,互联网是什么样子比较容易界定。计算史方面的资料、电信基础设施和治理等方面的资料都容易收集,这些资料的相关性也很强。随着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互联网的普及,我们需要认识这种新的媒体形式;而对互联网的认识又决定着我们如何理解媒体和媒体的作用。当然, 互联网从诞生之日起,本身就是一种媒体。所以对媒体史的研究需要把互联网囊括在内。作为一种媒体形式,互联网史与演讲史、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和电视史一样,亟需我们进行研究。

互联网史正式作为媒体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受到认可,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互联网是一种相对新兴的媒体形式,因此对这一领域的专门历史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研究所涉及的概念上的、研究方法上的和收集档案上的难点也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从事互联网史研究的人可以从其他媒体史研究中获得启发,也可以对其他研究进行灵活运用和充分整合。例如,我们考察八十年代末互联网的兴起时,需要考量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技术、应用程序、文件格式和使用方法。当然,我们依然可以用TCP/IP协议来判定什么是互联网,什么不是互联网——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然而,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或者互联网与无线技术、移动电话、广播、传感器以及其他网络和技术的交织而产生的杂糅性,对互联网的恰当界定,以及对哪些互联网史与研究相关的界定更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同对媒体、对文化的理解一样,目前互联网的主要概念还基于有限的互联网经验、使用和概念,也主要是从英语用户、特别是北美用户的视角出发,因为北美和一些欧洲国家是最先使用互联网的地区。英语用户的文化、语言和社会价值观对互联网的影响很大,甚至镌刻在网络技术协议层面上。例如,互联网域名使用的是英语。然而,在如今的互联网上,英语已经成了少数语言。使用汉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其他语言的群体迅速增加,并在各种互联网技术、应用和文化的发展及本土化的过程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因此, 考虑到互联网史领域本身的构成,我们认为该领域的诞生必须是全球范围的——或者至少是在全球范围内重生。

以英文为全球互联网域名的统一表达彰显了互联网的非中立性

二、互联网史——生而全球?

从某种程度而言,互联网技术与报纸、广播、 电影、电视等其他媒体形式不同。后者起源于多个国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然后才成为全球传播网络的一部分。以电影史为例,19 世纪末,彼此独立的电影业在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不同国家同时兴起。然而,互联网的早期历史与美国的创新活动紧密相关,因为美国军方对计算机骨干网的必要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支持。对许多国家而言(日本和法国例外),最初的计算机网络需要与美国已经建立好的基础设施建立连接。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和美国以外的计算机厂商必须接受美国设立的协议和使用条款。虽然在八十年代早期,在法、日等国有一些独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在美国也有不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网络(Aspray and Ceruzzi 2008; Careyand Elton 2010),然而,当80年代末国际互联网连接可以使用时,这些系统都停止使用了。因此,可以理解早期的互联网史主要是关于美国互联网的发展,北美以外的许多互联网史也都强调本地互联网与美国技术骨干网的首次连接。

我们常常忘记,早期电影是默片,可以为不同的观众提供不同的字幕。然而,互联网上的信息与此不同。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互联网上的大部分资讯都是英语。因此,主要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和计算机爱好者对这些信息感兴趣,他们也是非英语国家最早的互联网用户。日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用户的迅速增加减少了英语在总体语言使用中的比例,但直到90年代末,英语还是互联网上的主要语言。对英语的偏爱不仅仅是美国技术文化前身的产物,也是输入和显示文本所必需的计算机代码的一部分。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ASCII)最初在1963年开发,只能输入并显示罗马字母以及与英语相关的数字和标点符号。特殊字符的输入和非罗马字母特别是汉语和日语等基于字符的脚本的调节是个重大问题,经过20年的研究和创新才得以解决。 标准英文打字键盘(QWERTY Keyboard)最初发明的时候,是为了避免19世纪打字机经常出现的英语单词字母组合(例如 th 和 st)的干扰。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键盘依然是目前主流的人机交互界面,即使在不使用罗马字母进行日常交流的国家(譬如日本)也是如此。语言(包括其文字系统)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意味着有些国家在初期使用互联网时,相对于其他一些国家而言更具优势。这也说明,技术的设计和应用从来都不是中立的。

因此,互联网技术的全球史不应该假设技术的中立性,而应一开始就研究不同的当地文化和社会环境。本书的重点是论证以下观点:要充分理解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研究,需要接纳、回应、研究并深入了解在互联网技术的早期应用阶段,不同地区的本地因素。这些因素目前依然继续形塑着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社区的互联网文化。互联网史有一套同时位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的全球坐标体系。如果不能理解这种多样性,我们充其量只能得到一幅不完整的画面。本书旨在引导并激发互联网史的根本扩张,使其跨越更广泛的全球、国际和比较的维度。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会让互联网史更为完善、准确和丰富,也是因为这样的历史会让我们对互联网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认为,对全球互联网史的深刻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在当前和未来对互联网阐释的使用和滥用。因此,本书延续了互联网研究中一个不断发展的主题:从国际视角理解技术及其文化的必要性。

三、互联网研究的国际化

互联网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Jones 1999; Consalvoand Ess,2011; Dutton 2013)。这一领域吸引了全球的研究学者,并一直以北美为中心,而且越来越多地以欧洲为中心。互联网研究协会(AoIR)首届会议(The first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et)以《跨学科现状》(The State of the Interdiscipline)为标题,于2000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举办。除了在亚太举办的两次(2006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办的IR7和2014年在韩国大邱举办的IR15),2000-2017年间的十八次会议中,七次在美国举办,五次在欧洲,两次在英国(至本文截稿时仍是欧盟的一部分),两次在加拿大。从很多方面来说,互联网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欢迎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视角的研究。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一领域的研究框架(如AoIR会议中使用的研究框架)还是以美国、欧洲和其他英语国家为中心(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在互联网研究的发展和认同方 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是1999年Matthew Allen在科廷大学设立了第一个互联网研究课程)。互联网研究和IR会议的大多数参与者来自多个学术团体和协会,因此为这一领域的国际交流带来了其他的经验和资源。

考虑到在许多早期的互联网文化报道中存在对英语的偏爱,于2009年出版了《互联网研究的国际化:超越英语范式》(Goggin and McLelland 2009)一书,以强调和支持互联网研究的多文化、多语言和国际多元化工作。该书的研究基础是大量关于语言和技术之间关系(与互联网相关,特别是Danet and Herring 2007)、文化与技术之间密切联系的理论化(指的是富有成效的联系,而不是许多公众普遍认为的非西方国家的某种单一和落后的“文化”是技术进步的巨大障碍),以及国际视角下互联网技术研究的著作(Hunsinger, Klastrup, and Allen 2011)。

现在“国际化”(internationalizing)转向已经确立,这一转向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其优越性。它与“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等方法并行发展,有时有些不稳定。然而,随着它的发展,近年来,在互联网研究领域,精灵已经完全跳出了瓶子的国际化趋势已经萌芽。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复杂崛起、俄罗斯的回归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复苏。如果这不是“中国世纪”,那就是“亚洲世纪”,需要转向“亚太”(对美国而言);又或者是“拉美世纪”、“非洲崛起”、“金砖国家”的兴衰,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持续关键地位和发展。抛开这些口号不谈,显然,地缘政治以及区域内、国家内、次国家和散居地(diaspora)的重 新配置正在经历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这给互联网研究带来了诸多挑战,也带来绝佳的机会。

其中一个关键的挑战在于国际上将研究和大学组织起来,以及对研究和研究人员(和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上的赞助、评估和报酬。一段时间以来,大学一直围绕着全球市场“竞争”的定位,尤其是对生源的竞争,也包括对科研经费、学校声誉和影响力的竞争。国家系统依然对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大学有决定性影响,这也加深了学校对相对少数学术质量评价指标的依赖。这些指标往往把英语作为唯一的全球科学传播和交流语言。最著名的期刊排行榜是汤森路透科学网(Thom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的期刊排行,还有Scopus和最近的谷歌学术排行。在这些期刊目录中,可以参与排名的期刊绝大数使用英语。这种英语的主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各主要学术协会都对国际化需求做出了回应。国际传播协会(ICA)力图超越其北美中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协会为此它在拉美、亚洲和其他地区召开了区域性的国际传播协会会议,并已发起和支持两份中文和德文期刊,作为其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物的一部分。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协会(IAMCR)在其创办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授意下,特别是在其“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成员的努 力下,已经长期致力于多语言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研究。当然,IAMCR及其会议主办方在使用三种官方语言(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召开学术会议方面还有不少实践上的、资源上的困难;更不用说协会成员的各种语言问题了,其中许多成员依然继续使用欧洲主要语言之外的语言运营和出版刊物,这些刊物在其社群和势力范围之外很少得到承认。尽管如此,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已经有大量的国际化实践活动。例如,在区域研究或亚际文化研究等领域,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以及多语言、多文种的出版行为已经比较普遍。

这种情况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许多人会说大学是非常世界性的全球机构。在那里,研究——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研究——应该在世界各地的团队和群体中开展、流通和利用。哪种语言便于操作,就使用哪种语言。我们并不否认这种观点,但是那里也存在许多鲜为人知或讨论不足的差距、损失、劳力和协议条款。特别是在互联网这一领域,对互联网史全球坐标的认识上的不足、或是研究上的不够深入,导致我们对互联网意味着什么、互联网会变成怎样的认识是极度匮乏的,至少是相当片面的。

在《全球互联网史手册》一书中,我们希望通过书中各章节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区域的互联网发展情况的详尽的和对比的历史研究,对“互联网(the Internet)”是一个“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sed)”的技术这一概念提出质疑。正如伊藤(Ito)所言,技术并不是通用的;反之,我们必须关注“技术在跨国家舞台上的异质同构性(heterogeneous co-constitution)”(Ito 2005:7)。因此,要深入理解互联网,应该充分了解相关的不同使用文化,而这些使用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文化和地理位置的影响。我们的假设是,一旦如此详细的、多样化的互联网图景被组合起来,就有可能通过所谓的“全球在地化(glocal)”(或是全球化/本地化)想象(imaginaries),对技术的全球性或国际性特质有更深入的了解。正如本书所证明的那样,“全球互联网史”(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是一个方便的术语,可以丰富、扩充、整合、催化有关互联网的广泛资源、调查、概念和对话。

我们常常忽视以下情况:已经写就的互联网史的传播和应用塑造和想象了今天的互联网。奇 怪的是,人们已经并且正在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来研究互联网史!因此,跨互联网、传媒、文化和技术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翻译这些“错过的叙事”(Campbell-Kelly and Swartz 2013)。

结语:互联网史的未来

2015年,Thomas Haigh等人编撰的《互联网史》(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特刊序言中写道:

纵览学术历史和流行的迷思,我们认为,互联网范围的扩大已经产生了对不同历史的需求,这些历史记录了众多技术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它们彼此融合,共同创造了今天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世界。(Haigh, Russell, and Dutton 2015) 随着互联网史发展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它将越来越需要考虑互联网在特定地区、特定人群中的实际发展情况;探索主流的叙事、迷思和隐喻; 关注互联网的“小”历史和另类历史;调查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群体的互联网史,不同人群的互联网史(例如“老人”和“年轻人”,被排斥的群体和边缘人群、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北半球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史;也需要考虑跨地区的互联网技术和文化的交叉融合(cross-fertilization),以及互联网在未曾预计的轨迹上,在地区内、地区间和国际上的交流情况。这通常意味着来自一个充满生机的互联网传媒生态的对当地空间和场所、特定亚文化、一个特定平台或技术的全新的、密切的、集中的关注。

如今已有多本互联网史研究期刊上线

提高阅读能力的需求的一个方面,是要求我们跳出写在自己文化中的对互联网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的一套假设,认识到另类互联网史和互联网使用文化的重要意义。与其将其他地区视为在“追赶”当前西方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认识到,互联网文化的地方实例如何提高了我们对技术及其功能可见性的整体理解。

杰拉德·戈金,马克·麦克利兰 著;陈帅,原明明 译

本文转译自《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前言部分。译文发表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吧)》2019年第12期。参考文献从略。详情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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