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GMJ编辑部 谭天论道 

>> 主讲人

曼纽尔·卡斯特尔：南加州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 翻译①

曹书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吴璟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戴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卢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统稿

金兼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者按

3月12日，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的终结》）作者曼纽尔·卡斯特尔应邀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了题为“网络社会与传播力”的专题演讲，并回答了与会师生提出的问题。《全球传媒学刊》得到卡斯特尔教授独家授权，对其演讲和问答内容进行了翻译整理，发表以飨读者。为了方便阅读，我们按照卡斯特尔教授的演讲顺序，把内容分为开场白、传播即权力、网络监控与政商权力、网络时代的媒体政治及其合法性危机、一种网络权力观等五部分。最后是问答部分。

【摘要】权力来源于影响力，而影响力本质上是一种说服，常常需要借助策略性的传播，传播的权力由此产生。传播力是一切权力运作的核心要件。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改变，无不有赖于有效的传播，因此传播本质上是社会各利益相关方在特定技术、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利益和价值观争霸和博弈的过程。传播又是天然具有偏向的，具有政治、资本和技术权力优势的一方，总是在这样的博弈中居于有利位置，因此技术赋权并不总是均等的。网络时代的传播力，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和大企业对普通用户个人隐私和使用行为数据日益变本加厉的收集和滥用上，这种监视和用户数据滥权行为，常常以维护国家安全或改善用户使用体验之名行之；另一方面，这种传播力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技术平台和各种内容所构建的日常生活场域，尽管这样的平台具有各种偏向，而网络内容也常常真假难辨，体现了典型的后真相时代的交往实践之特点。在这样的时代，谁拥有作为一种影响力的传播力，谁就拥有这个时代真正的权力，从定义现象的性质，到推动变革的方向。

【关键词】 权力，传播力，网络社会，监控，媒体政治，网络权力观

一、开场白
network society

我总是十分享受置身学术环境中的那份自在和快乐。我16岁进入巴塞罗那大学就读，从此再未离开过大学。学术界就是我的世界。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清华大学是我非常尊敬的一所高校，十五年前我就在这里做过讲座。

刚才在主持人对我的介绍中，提及了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这个词，请允许我就此多说两句。我不相信学科这种东西，我不相信学科之间是彼此割裂的。正如福柯所认为的，学科（discipline）就是规训：它是权威，是科层制，不是智识工作。所有真正的科学，例如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社会科学，都是跨学科的。我喜欢传播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因此在这里，来自任何一个学科的人都会有某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至少在我是这样的。

顺便说个小逸事。当我去加州大学时，起初是作为传播学院的讲席教授的。但因为所有的院系都希望我成为它们中的一员，所以我被大学当局任命为“大学教授”，即意味着我可以在任何院系和班级教书。我说好。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校长，说我现在决定要去医学院教外科手术了。对方大惊失色，说你不是认真的吧！我说，您不是说我可以在任何学院的任何学科任教吗？这当然只是一个玩笑。我明白，跨学科也是有其限度的。但在我们这个领域，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传播学，我觉得没有边界。我们可以公开讨论你的感觉或理解，在说话之前不必特别考虑这是建筑学领域还是计算机科学，抑或是社会学或传播学的角度。

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于权力。我一生从事过很多研究，包括城市研究、规划、建筑、经济学、国际关系和社会传播，看起来是很多不同的主题，但其实我只研究一个东西——权力。权力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形式。我研究社会各个层面上所行使的权力，并最终在过去十年得出结论：权力关系的核心在于传播。这就是我加入你们这个研究领域（即传播学）的深层次的学术原因。

二、传播即权力
network society

传播即权力。唯有通过传播，权力方得以行使。为什么？因为权力在我们的头脑中以及头脑间的传播，就是其实践的基本方式。因此，理解我们如何思考和传播，乃是权力运作的核心。这是我的基本观察。

贵院希望我谈谈与传播有关的权力，特别是在赛博空间转型语境下的传播权力问题。关于赛博空间，我更习惯叫它因特网，或者网络（network），但都一样。权力关系在我们所思所为的每一件事中都是最基础性的：它是社会的基因，是所有社会的遗传密码。为什么？因为任何掌权者都会基于自己的利益来设计社会中的制度和法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那些掌权之人，建构起制度和社会规范，权力由此得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行使。一直以来，事情都是这样。谁掌权谁就是社会的基模（matrix）。只有通过理解谁在掌权，谁的利益和价值观在主导，我们才能理解社会各个层面的逻辑。

然而，有关权力的有趣之处在于，同时存在着反权力。纵观历史，但凡有权力统治的地方，总有以反权力形式存在的对宰制的反抗。我非常喜欢福柯，对我来说他是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但是福柯只研究真正的权力，也即权力如何带来统治。但如果历史只有统治的话，那将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历史是由统治和反统治构成的。所有的社会、体制和我们的生活，都在统治和反统治、权力和反权力的互动中进化发展。问题是，谁在将权力制度化？谁在主导？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体制中有什么？

我的兴趣点在于理解社会秩序的产生，以及这些社会秩序如何被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所改变。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史以来，权力的实践一直在根本上建立在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之上。因为通过控制信息和传播，就有可能控制我们的思想。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理论上，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是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践的，两种方式以不同的比例组合在一起。经典的说法，一种是通过胁迫（coersion）或暴力的方式，另一种是通过说服和形塑大脑。简言之，权力的实施要么是通过折磨身体，要么是通过塑造思想。

我个人的观察和历史的明证都显示出，塑造思想比折磨肉体更有效。因为，不管系统看起来有多强大，对人们压迫太过，人们便会反弹。但如果人们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统治就能稳定继续。我过去十五年所做的，就是对胁迫和说服以及对两者的抵抗进行实证研究。

说服的过程，通过葛兰西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霸权（hegemony）达成。霸权的意思是，你能按照我的想法去思考，按我的利益去思考。如果我能让你相信这是自然的秩序，那么你将安然接受我所设定的现实结构。

文化霸权在人们心中的特殊构建方式是激活情绪（emotion）。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和脑神经科学家密切合作，其中有一位世界上最顶尖的脑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他的书全世界的人都在读，例如《自我意识的产生》（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他是非常严肃的科学家，从事核磁共振临床研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

达马西奥的基本理论是，我们人类的行为从总体上说（而非仅仅在政治层面），并非基于理性（reason），而是基于情绪。他最伟大的书叫《笛卡尔的错误》。他说，事实上并非“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感觉故我在”，这正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基础。你很可能知道，最重要的智力形式是情绪智力或曰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现代智能恰恰是要理解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感觉到的是什么，因为那就是驱动你言行背后的东西。

你并不需要通过解出数学方程式来了解你的生活中应该做哪些合乎逻辑的事情；你只是对自己的感觉做出反应。我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反应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父母跟你说别做这个别做那个，但你继续我行我素的原因。

因此，说服最终基于如何将我们的神经网络和传播网络结合起来。我们是行走的神经网络。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神经网络是个体性的，每个人的神经网络都和别人的不一样。要和其他神经网络，也即其他人沟通，我们就需要使用传播网络。

所以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基于由情绪所驱动的自己的神经网络，通过传播网络，和他人的神经网络相结合。当传播技术和网络技术发生改变，一切都会改变。这并非是技术决定论，而是因为我们的传播方式对传播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这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要改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迄今为止的思维方式。多亏了神经科学家，我们开始了解我们作为人类是怎样的，也了解到赛博空间的转型，即互联网网络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互联网传播和数字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的行使方式和对权力的抵抗。

三、网络监控与政商权力
network society

我将先解释基于互联网的传播网络对胁迫的影响。然后我会多花一点时间分析互联网传播对说服的影响。最后我将说明我的权力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 of power）。这是一种新的权力理论，有点复杂。不过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对之应该可以理解。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理论，但如果不同意，至少要想明白你为什么不同意。

首先，很快地说一下互联网领域的传播转型与问题间的关系。让我来区分一下，相互冲突的国家机器（apparatuses）的权力关系，也即国家的与非国家的因素，如恐怖分子网络或社会运动。从分析层面上来看，后两者尽管一个可怕，一个有意思，但都非国家因素。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网络的转型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权力斗争有什么关系？

第二，我将尝试考察互联网/网络如何转化成权力，国家权力如何在特定选区操纵（spin）人们的想法。此刻，我不是在谈论说服，而是谈论什么问题最终能呼应于对权力的传统定义，也即权力最终是由国家通过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而得以实施的。最终，权力就是暴力，或使用暴力进行恐吓的可能性。这才是根本之所在。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此不那么感兴趣，而对更微妙、更有效的权力形式感兴趣的原因。

首先，国家机器之间的权力，需要管理专家和政客们所说的网络战争（cyber war），即用黑客来破坏或用反黑客来保护关键的数字网络，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实践战争的一种方式，这也与破坏或保护一切网络有关。

数字网络组织了整个生活、整个经济、所有的一切。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战争形式，暴力和反暴力，都在那里。这是一场用电力才能破坏网络的战斗。举一个新近的小例子。委内瑞拉目前正处在一场大危机中，因为没有电。这很可能源于美国中情局通过黑客攻击来搞破坏。你想要切断这个国家的电力网，并不需要发射炸弹，而只需从内华达州的沙漠——美国黑客的中心所在地——发起“入侵”。

第二个是关系，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对选区的选民，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监控（surveillance）。监控一直是权力的核心。如何监控每个人，这是人类形成社会伊始就面临的问题。现在跟以前的区别在于，世界完全数字化了，监控就可以变得非常有效。所有政府都这样。在美国，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在被监控中。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可以监听我们的电话，或拦截我们的信息，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世界里。我们做的一切都数字化了。特别是数字注册和登记。最重要的数字化信息来源是什么？信用卡。因为你的信用卡是你做一切事情、进行支付的记录。如果你一直用现金支付，你会引起警察注意，因为这意味着你在隐瞒什么。有一个术语，我们称之为数字排放（digital exhaust）。数字排放意味着，一切都被数字化了。有人认真做过计算，发现地球上97%的信息是数字化的。如果信息被数字化了，那么通过任何数字网络都可以访问到它。因此，只要组织监控，控制数字排放，就可以了。再没有私密情感或隐私，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被监控起来。监控如此神速，如此有效，我们根本无法逃脱。

所以唯一的出路便是成为一个“好人”，不是吗？如果我们是善良的好公民，就没有问题。有什么能保护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在想什么吗？没有。

从历史上来看，在“9·11”纽约恐怖袭击之后，大规模监控发生了质的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是全世界最复杂、最重要的监控机构。因为我们必须了解恐怖分子或潜在的恐怖分子在准备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监控恐怖分子。但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恐怖分子呢？这就像大海捞针一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针在哪里。既然如此，那就给我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通过监控和计算系统，我自将计算出地球上每个人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在“9·11”之后，基于这样的逻辑的监控系统就在美国建立起来，并很快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监控机构建立起联系。在这个全球监控体系中，所有东西都联结在了一起。

隐私和监控有关的第三层是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所有的公司都参与其中，但最主要的是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拥有我们的所有数据。在座各位或许觉得谷歌并没有你的数据。你可以为之感到庆幸吗？别忘了，百度有你的数据。

这些互联网公司忠实实践了当年Sun Microsystems公司的创始人Scott McNealy的说法。他在1999年推出一个新的程序时说，互联网世界中还会有隐私？休想。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隐私了。我们住在互联网上。互联网公司开启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这是我最近深入研究的东西，我称之为数据资本主义。

在硅谷，你不用为使用各种网络服务付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支付”的是我们使用这些服务所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被公司用于定向广告。销售数据是一桩全球性生意。大家都知道，谷歌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它90%的利润都来自他们称之为广告的收入。但这并不只是广告，他们实际上售卖的，是用户数据。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在互联网公司那里没有隐私可言。这种因为使用服务而产生的数据，和政府监控不一样。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监控，出于商业利益的监控，以不同方式行使权力——向消费者行使权力。但除此之外，经验表明，互联网公司也没什么不同，并非与政府毫无关联。

事实上，所有互联网公司都与政府有复杂的关系。它们当然不是情报机关，不为政府服务。但它们会在一定条件下交换可以交换的东西，例如数据、信息等。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的呢？我在这里说的所有事情都来自于经验，来自于观察。我不是在创造某种神秘研究。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斯诺登文件，你们记得吗？斯诺登主要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他很惊恐地发现，政府在监控美国公民甚至全世界公民。他拿走了所有信息，获取了所有显示国安局正在做什么的信息，准备找一种方式间接地公布出来。但在他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他先后在夏威夷和香港被发现。他本来的计划是飞去玻利维亚，一个政府会保护权利、谴责大国操控的美好国家。但他没有时间，所以他就跳上了能赶上的第一架飞机，去了中国香港。但中国不想和美国公开作对，于是就给了他一张去莫斯科的票。

这样一来，俄罗斯人拿走了一切信息。现在斯诺登和女朋友一起住在莫斯科，他很可能在为俄罗斯监控机构工作。但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就已经确知美国国安局对民众进行监控这件事。美国国安局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监控这件事。他们只是决定，一定要抓住这个人。

听起来像是一部电影。的确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素材，不过是一个纪录片。

这就是为什么有不同形式的经验研究。其中一种形式是把人们提供的信息记录下来，不然你就不会有这些信息。所以从分析的角度来说，通过大规模、系统的全面监视，网络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以及从事互联网破坏与保护的国家机器对于世界人口和各种进程的强制性权力控制。你们觉得在中国受到网络监视吗？坏消息是，你们的确受到监视；好消息是，你们并不比世界上的其他人受到更多监视。人人都在被监视着。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互联网公司不是无辜的旁观者。他们没有为监视机关服务，但他们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复杂博弈和妥协。一方面，互联网公司不尊重各种消费者隐私保护法；另一方面，他们将消费者产生的信息拿来和政府进行博弈，就像斯诺登文件里记录的那样。

（未完待续，转自《全球传媒学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