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与传播力(中)
2019-11-05 09: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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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谭天论道    GMJ编辑部

四、网络时代的媒体政治
及其合法性危机
network society

我今天讲座的核心是劝服与劝服在今天互联网络背景下的发生机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主要基于我对所谓自由民主政权的观察。这个分析框架可以用于其他情景。首先,我将主要关注政治进程,然后再谈论其他进程。

在我们的世界里,政治归根结底是媒体政治。为什么?因为媒体不报道、人们不关注的东西就意味着不存在。不在媒体上的东西就是人们看不见的。所以只有通过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你才有可能知道它是不是好的,你会不会喜欢。我们正意识到,政治斗争就是媒体政治。没有脱离媒体的政治,但我可能需要谈一下大众传播空间。大众传播是能够接触大众的传播,也就是所有人。如果政治是媒体政治,那么进行政治斗争的根本途径就是将政治个人化,或者说对个体的利用。

为什么?

因为重要的是让一个简单有效的信息在大众媒体或通过大众传播网络进行传达。

而最简单的信息是一个人的形象。这种形象不是那种领导人戴什么颜色的领带这样的简单形象,而是向大众投射的一种尽可能形象化以至于成为肉身代表的理念、纲领、承诺。形象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信任。人们不会因为相信一项纲领或承诺而在政治上作出反映。从经验上讲,事实也不是如此。

实际上,我的一些研究中,即使是政治顾问和政治操作者,他们也告诉我,没有人会读政治纲领,也就是政治选举纲领,甚至这些写纲领的人也不读,因为他们只读自己写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被放在一边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纲领不只是纲领,纲领是形象,是民意调查反映的可能受欢迎的内容。因此,最重要的是人们是否信任,不是相信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去阅读的纲领,而是相信说着话的那个人的形象。不是对某一刻他所说内容的相信,而是对这整个人的信任。他可靠吗?是个我可以信赖的人吗?

因此,人与被投射的领袖之间的关联是政治关联的根本形态,因此也是政治斗争的根本形态。媒介政治造成政治的个人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各国的政治斗争分别是什么形态?是摧毁个体、摧毁某个候选人或某种形象、不支持哪种形象、不支持哪个候选人,摧毁其他人。各国摧毁个人化的方式就是这本叫《政治丑闻》的书所分析、概念化的丑闻政治。这本书来自也许称得上是英国最好的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这本书里揭示了一种机制,当中的每个人都在尽力制造针对另一位领导人的丑闻。我不想对中国政治有太多评论。我只想说我们此处谈论的是选举政治。但在中国,这往往体现为政党内部斗争,例如谴责某市市长贪污,是另一种形态的丑闻政治。

丑闻政治非常有效,因为丑闻会摧毁信任。丑闻政治通过混合真实达到其目的。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不想让人知道。所以真实信息、半真半假的信息,操控信息或者展示其他一些信息——这些是技术。实际上,这已经是一门生意。世界充满成千上万的专业政治操作者,专门从事这种被叫作反对派研究的生意,为政党、意识形态、国家等所有付钱的顾客工作,通常跨国运作。实际上,叶利钦时期以及叶利钦下台后俄罗斯选举的一些关键节点,都是由从事反对派研究的美国跨国公司顾问操作的。

有许多赚够钱退休的人会写书,当中很多是很好的书。其中一本书提到我们称之为反对性研究(oppositional research)的含义:其核心内容是如何没有底线地摧毁一个人。

当然,光炮制信息是不够的,你必须要使其进入媒体。必须向媒体泄露,贿赂一些记者,买通一些舆论制造者,必须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整个过程非常昂贵。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政治,一种通过对所谓信息的建构、伪造和误传实现的政治。这种操作的代价很大,以至于任何政党都无法以合法方式资助这种政治。

那他们怎么做?他们非法资助所有政党。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所有重要政党都在非法资助政治,因此他们都容易受到丑闻政治的影响。这样你就能看到联系了:为了操纵丑闻政治,你必须非法资助;但你做的非法事情就会暴露在丑闻政治中。这种政治形态的积聚已经系统化地破坏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信誉。这一次是这个政党,下一次就是其他政党。但某位领导人、某个政党被摧毁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似乎每个人都卷入其中。每个人都准备了足够的黑料以防其他人的相同攻击。一切都是肮脏政治。因此,虽然实际倒下的是特定领导人或特定政党,但在公众心中倒下的是所有人。一轮又一轮选举,所有政党、所有领袖都同时倒下。一段时间后,所有人的政治信誉都被破坏。这正是导致我们称为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以数据举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公民都认为自己的政府不民主,这里指的是所有国家。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西欧等国,有75%的人持这种看法。坦白地说,在这些事情上,我没有关于中国的可靠数据。即便如此,我想说,一些的确存在的数据表明,中国比西方世界展现了更多的合法性。我对此持谨慎态度。但国际民意调查组织的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公民对自己的政府不那么挑剔。他们对此有三种解释:一是经济条件的改善;二是农村地区没有被纳入政治中来,这也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之所在;第三点就是民族主义。

出于对屈辱的抵抗,中国一直都有充分理由是一个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屈辱是关键的情绪。即使中国政府存在种种问题,许多中国人脑海中仍然认为中国是饱受日本等西方国家凌辱的国家。单纯用操纵的概念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民众不那么质疑政府。这很复杂。

但总体而言,根据盖洛普、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等所有可靠信源,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人不认为他们得到了民主治理,不相信他们的政府、政客,也不相信各种职业的名声。当你列出一份职业名单,比最差劲还要差劲的就是政客。政客位于最底端。实际上,十年前意大利曾做过一次信任度调研,结果发现黑手党和妓女比政客得分更高。为什么?人们说,至少黑手党和妓女说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全世界都没有合法性,一个国家都没有。即使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清廉著称的国家,它们清廉政治的名声也在迅速恶化。虽然仍有大约49%或50%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信他们的民主,但是这只是一半的人。曾经这个数字是75%或80%。所有这些分析和数据在我三个月前刚由政治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破裂》(Rupture)中都可以找到。本书采用了一种新的出版方式,和以前我通常在书里放几百张表的方式不同。这次我用互联网出版的方式。这本120页的书有一个联结到所有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和分析的网址链接。这样就不用看纸质书了。今后我都会以这种方式出版我的书。数据都在那里,当你找到政治出版社出版的《破裂》,就能看到这个网址链接,找到所有数据、索引、统计资料、文献记录等。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有关所有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危机。这不仅仅只是观点,而是现实。我的观察表明,这场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政治形态,它与一种新的网络形态相联系。这是世界主要政治变革的根源。特朗普能当选就是这个原因。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在美国选民看来,所有一切都是腐败的。他们只相信一个总是指责他国、表达自己想法的人,而不在乎他是谁、有没有性别歧视或者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他就这样成了他们的选择。

英国脱欧、欧盟危机,还有极权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崛起。在伟大的民主欧洲——匈牙利,新总理欧尔班·维克多是极右翼分子;在意大利,新组建的政府情况很复杂,它一半成员都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情绪,新政府与所有传统政党并无半点关联。这很关键。

各国的传统政党都倒下了。政治系统在十年内就已经因为我说的这些问题发生转变。意大利新政府中掌握权力最大的强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就是个极右翼分子,公开引用墨索里尼的言论。这里可是意大利,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体。

新纳粹党在(欧洲)各地崛起,从西班牙、瑞典到(欧陆)各地,占据12%到20%的选票区间。新纳粹党完全是按照我所描述的路线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互联网不仅仅是一项服务,不仅是民调,而是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这一危机正在瓦解民主政治系统。

我们可以批评自由民主,但是这个具有一定逻辑和组织形式的体系正在死去,更不必说在拉丁美洲、亚洲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这就是制度化后的权力逻辑所引发的情况。信息就这样和政治产生联系。在这种背景下,已经出现在制度化系统之外寻求新的秩序的新运动形态。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网络社会运动。网络社会运动是一种在互联网上组织并爆发的运动。当然,人们会走上街头,会和政治机构开战。我的一本在中国还未出版的书《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它基于不同国家案例的研究分析和理论建构表达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是,这些新形态的社会运动利用互联网打破了大众传播的垄断,突破了传统媒介对传播的控制。

这里出现的一个美好的主题是,传统政治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大众媒体是这种统治的组织力量,现在它们失去了合法性,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它们。然而现在有了互联网自由,各种社会运动在更大程度上被中介化。这正是通向自由的工具。但是这听起来有点像技术乌托邦主义,因为显然互联网并不只是会产生好的社会运动,如环境主义、女性主义、社会变革运动。所有运动都可能产生。所有人都在网络社会里,国家和政府,包括肮脏的政府也在社会网络里传播虚假信息、假新闻或造谣。假新闻过去被称为错误新闻,现在叫假新闻,是新闻的误报。政府在这么做,但每个人也都在这么做。

互联网社会网络是自由交流空间,本质上是所有人的自由表达。但我们人类并不总是很善良的,历史经验上我倾向于认同霍布斯和罗素:作为人类或个体,我们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面。我们可以是最好的,也可以是最坏的。这些都反映在互联网上。对我来说,互联网最好的功能就是它是一面镜子。作为人类,我们不能再继续欺骗自己。互联网准确地说出了我们是谁:我们不一定是好人。我们破坏自然的方式,我们虐待动物的方式,我们是在很多方面非常可怕的物种。但我们还是得为它辩护,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当然不会去自杀,但是如果我们不停手的话,这些事情就会继续发生。所有这些都在互联网上。因此,我对互联网作为民主自由空间的假设,已经被否定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当事实否定理论的时候,你不会拒绝事实,你拒绝理论。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努力做的最基本的一个事情。

现在,这些问题导致了目前无处不在的演绎。所有这些民主、自由主义等的灾难都与假新闻有关。假新闻就是问题的中心。所有美国、欧洲媒体都在纠结如何控制假新闻。但你不可能控制假新闻,因为网络中的一切言论都可能是假新闻。

是的,这些信息中有很多都是完全虚假、捏造的或者事先准备好的,但你怎么打击假新闻?制造你自己的假新闻吗?那会对信誉和合法性造成更深的伤害。现在所有的政客都试图用假新闻来解释面临的这些危机。特朗普当选并不是因为我之前提到的那些问题,也不是因为美国猖獗的民族主义——反华、反墨西哥情绪。不是这些因素。原因是来自普京的假新闻破坏了希拉里的声誉。

在特朗普获胜这件事上最重要的变数就是种族主义。大多数白人妇女投票反对希拉里,58%的美国白人投了特朗普。特朗普的势头并不强是因为少数族裔投票给了希拉里,但也有很多年轻人没有投票给希拉里,因为她代表建制派。像希拉里这样的民主党传统政治人物,在投票给特朗普的时髦选民面前,并没有未来。

民主党中的左翼人士是那些在上一次选举中说要选举民主党人的人。我已经通过实证证明了假消息的存在。俄罗斯干涉了美国大选。这很明显,有很多证据证明特朗普得到了明确支持,而且他知道是普京派来的特工,这毫无疑问。但那不是选举的决定性部分。关键在于我说的这些情况,即人们只投票给他们认可的人。假新闻加速增长,的确造成了更多问题,但它不是原因而是起到激化作用。

英国脱欧也是一样的问题。俄罗斯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研究显示,英国脱欧的决定在公投前两年就已经作出了,但在当时没有在网络社会中讨论。再例如巴西所发生的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拉丁美洲的重大变革。巴西之于拉美就像中国之于世界。新总统博索纳罗公开声称要重回军政府。他以60%的支持率取胜。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巴西政治系统所有党派的腐败有关,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但腐败问题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一场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运动的工具。这一次,这场运动不是由俄罗斯人资助,而是美国人。美国亿万富翁、极端右翼科赫兄弟资助了巴西自由化运动。对社会网络的合法性而言非常关键,这些过程都被记录了下来。同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实际上促成了博索纳罗的胜利。但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而且与巴西国家腐败有关。

为什么我说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失真不是根本原因?因为社交网络上发生的是,人们进入社会网络,阅读信息。人们对待社会网络的方式和传统大众媒体的方式一样——人们只会关注自己相信的事。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发现是,人们不是为了被告知而使用媒体或网络新媒体,而是进行自我确认。

进一步分析,为什么社交媒体网络中的信息偏差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呢?人们去社交网络中看资讯,他们在社交网络里所做的,与他们在大众媒体上所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们仅仅追随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根据Fraser最近的研究,看福克斯新闻的那些人从来不看国家公共电视。我们处在社会和传播的沉默中,这些精彩的概念解释了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可选择的信息获取方式和政治选择的可能性,而人们选择使用特定的媒体,只是为了自我满足。人们具有感觉和情绪;正是这些情绪,决定着哪些信息能够符合他们的需求。因此,当人们在社交网络中发布假新闻的时候,阅读这些新闻的人其实是在阅读他们一直所寻求的、他们想知道的信息。例如,假如媒体发布一条希拉里贪污丑闻,受众们惊呼,这正是我想看的!这里已经很清晰了:社交网络中视频的功能在于形塑人们的意见。传播在根本上形塑了意见,而不是复制具体的信息。大家都忘了其实信息从传者到受者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角色,那便是通讯员(correspondent)。所以,受者所接收到的信息可能并非传者所设想的。这并不复杂,但是这和媒体自己所宣扬的是完全不同的。

(未完待续,转自《全球传媒学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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